1955年之前，作协有一段比较宽松的时期。作家不坐班，每周只参加三天半的政治学习。周六晚饭后，文艺界的人爱到22号院来，交流文学艺术，讨论新闻时事，唱歌、下棋、聊天。

李莹也常遇到这种情况。有些孩子开始不能识别性侵，等时间一长更缺乏证据。“等意识到后向我们求助，但因为证据问题，我们即便知道事情可能是真的，也没办法帮助她。”

《多地出台落户新政策，释放了什么信号？》童小军对此有细致研究。她说，对性侵儿童的制度建设包含在儿童保护大框架内，“不是说针对性侵有什么制度建设，针对虐童有什么制度建设，而是一个整体建设”。对儿童保护，要强调国家责任，“家庭和社会有责任没错，但国家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