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评论最后指出，民进党全面执政后，时力做为绿营侧翼角色已弱化，又不能好好专精着墨民生等各项议题。罢昌事件后，看到民心的转向，更该好好思考自身定位。但没想到时力只会大乱斗，这样的结果不会是民众愿意看到的，最终也只是自讨没趣。

《张德江: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很接"地气"》2013年，两高等部门发布《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下称“意见”）时，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时任最高法院刑一庭庭长周峰介绍了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但他表示该问题还要深入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