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2日，随着盗窃团伙的主谋李某落网，一起由父子、表亲组成的盗窃共享单车团伙作案经过浮出水面。李某曾做过废品收购生意，他了解到摩拜单车是全铝车身，觉得有利可图，于是在去年9月初纠集邹某、余某、陈某等人，计划盗窃摩拜单车切割变卖……

皮艺军对《财经》记者说，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宏观有关，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然起到积极作用，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性侵儿童报案难、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

《中国制造日|“雷火神山”和它们的硬核“朋友”》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