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困难家庭，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家长因此又不情愿。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

。宏观层面，国家应该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立法，让性骚扰受害者维权更有依据。微观层面，用人单位、学校等也应当探索并建立一定的防范和申诉机制。否则，员工、学生遭遇性骚扰申诉无门，剩下的选择要么“忍”，要么“滚”。

《中国经济的韧性｜求解：牧原股份高速成长之谜》2003年5月，陈安丽升任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2009年1月任厅长，2013年1月她还担任湖北省政协常委。在此期间，她曾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11年5月，她参加了中组部组织赴耶鲁大学发展中的女性领导者高级研究班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