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从事儿童保护的相关工作者对此亦有体会。“女童保护”团队公益宣传女童保护，孙雪梅观察到政府近年来对性侵日益重视，请她们进校园作预防教育的学校、教育部门、司法部门越来越多，但她缺乏更多的志愿讲师。面对不少需要心理支援的求助，她感到无力，“我们只能再去找专业人员介入，这应该借助官方力量由专门、专业团队来做”。

在中国，没有机构公布大样本量的性侵儿童数据。最高法院公布过猥亵儿童犯罪数据，2013年至2016年全国法院审结10782件。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连续三年蝉联中国航天发射榜首》在李凤眼里，他们损失的远远不止这75万元，之前黄健国把自己全副家当再外借了其亲人一部分钱，凑齐了61.5万元买“古董”，这些钱法院并没有判决对方退回。后来事情发生后，他又企图“找关系”解决事件，还被一名老朋友骗了100万元。“整件事情中，我们损失了200多万元，还没有包括律师费。”李凤仍希望通过申诉来挽回一些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