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在古物上花钱如流水，但他对家里就照顾不到了，有时甚至连5岁女儿和16岁儿子的学费都交不出，因为对老物件过于痴迷，妻子忍受不了离开了他。

《走进直播间的副县长们：为家乡代言,奥力给!》李莹说，在司法实践中一种处理是被告人有赔偿能力且愿意赔偿，经法院调解，被告人会出钱赔偿，但这需要受害方出具谅解书以在量刑上从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