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四、建立问题节目公开批评制度。对于受到处理的问题节目，总局将在《收听收看日报》和每周全国电视电话宣传例会上予以公开通报、点名批评，个别典型案例可通过媒体公开曝光。建立问题节目数据库，将受到总局整改、警告、停播处理的节目名称、问题、所属制作播出机构、处理情况等统一搜集、归档、备查。

《新华微评：“迟来的道歉”给抄袭者敲响警钟》当日，周某也通过个人新浪微博@日向雏田sama致歉称，“我为一己私欲，不顾组织纪律，无视单位管理制度，擅自利用官博传播错误信息.........我的家庭并不宽裕，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十分不易，我也很珍惜。对已造成的不良影响，我愿承担一切责任，决定向单位提出辞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