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莹认为，性侵案尤其受侵者是儿童的，法院对精神损害不予考虑，使受害儿童不能得到权利救济。“性侵儿童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可能不多，但对心理伤害很大且持续深远，有些孩子即便当前就出现心理伤害并经过评估，但要经过法庭认可的司法鉴定也很难。她希望这方面法律上能有所突破。”

当年4月18日，武汉市治庸办通报了首轮治庸处罚结果：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的23人，通报批评的34人，诫勉谈话的14人，调离现职工作岗位的7人，辞退的1人，扣除当月绩效奖金的4人，扣除全年绩效奖金的1人，取消年度评优评先资格的8人，停职反省一个月的2人，并责成6个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作出公开检讨。同时，39人均受到2项以上的问责处理，最多的一名工作人员共受到6项问责处理。

《200亿美元！上海2020年预计吸收外资创历史新高》她建议，首先有预防体系，在性侵、虐童多发的社区里，由专业人员倡导不能性侵和虐待儿童等，并告知什么是性侵、造成的后果、家长如何处理等。“一旦有人怀疑有性侵等案件，就不是预防体系能处理的范畴，这需要强制报告制度”，应明确哪些人有强制责任和义务、报告的工具或渠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