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文联和作协开始整风。秋天，社会上已经开始批判“三家村”，作协主要是批邵荃麟和赵树理的“中间人物论”。

尤其需要明确的是，受害者之所以受到侵害，不是因为他们长得美，或穿得少，也不是因为他们与侵害者独处一室，或者在学业、工作上有求于人。任何试图从受害者身上找原因的行为都是二次伤害，也是对侵害者的纵容。

《国台办：2020年是对台工作极不平凡的一年》多名受访者称，回内地生活不算是牺牲，反而可以由“普通中产”变为“中高产”，甚至晋升上流阶层。有受访者就笑言：“其实好开心，用同一笔钱，在内地可以住大屋、驾靓车，去高级餐厅吃饭，在香港就做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