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儿童处于冰山下的状态，儿童报警的可能性较小。”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说。相当一部分儿童没有防性侵意识，缺乏辨识能力。性侵儿童案30％以上是非常熟的人，如家庭成员、老师、教练等，“对孩子来说他们是权威人士，是敬畏的对象，再对其威逼利诱，报警可能性更小”。

随后武汉成立了治庸办，并且开通“治庸”投诉热线，接受群众举报官员“庸、懒、散”现象，热线电话开通后，3天之内就接到了市民的投诉举报600余件次。同月，治庸办与媒体组成暗访组，暗访武汉8个局14家职能部门，共发现了不良工作作风现象29起，如上网玩游戏、迟到早退、擅离职守、串岗闲聊等等，并予以公开通报。此外，政知道还发现，当时除了武汉市治庸办，市政府下属的每个局也同样各自设立治庸办。

《国台办：2020年是对台工作极不平凡的一年》童小军对此有细致研究。她说，对性侵儿童的制度建设包含在儿童保护大框架内，“不是说针对性侵有什么制度建设，针对虐童有什么制度建设，而是一个整体建设”。对儿童保护，要强调国家责任，“家庭和社会有责任没错，但国家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