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创作委员会每周最少举办两次作品讨论会。后来运动多起来，也会间歇举办。作协主席茅盾很喜欢参加这个活动。老舍挂名作协副主席，但行政关系在北京市文联，只是偶尔来参加。有一段时间，老舍和曹禺都是作协书记处书记，关系看起来格外好。老舍常常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摇着折扇走进会议室，跟大家打招呼，有时还会做个鬼脸。他喜欢和曹禺开玩笑，一句一个“家宝”：“家宝，你还记得那年我们相约去看曹雪芹纪念展你迟到的事吗？”

在当年的六方会谈中，六位团长有五种语言，每人发言时会有四名译员同时在线，采用交传的方式翻译。因为五种语言长短不一，钓鱼台国宾馆的芳菲苑六方厅正中还摆放了五盏指示灯，分别代表五种语言。团长发言完毕之后，译员开始翻译，翻译的时候指示灯亮起，翻译结束之后，译员要按下自己面前的按钮，熄灭大厅中央对应语言的指示灯。当五盏灯都熄灭之后，下一位团长才能接着发言。

《故宫博物院深耕的年轻人:上屋顶、下库房、修文物》“他这么做，我们并不感到意外。”凌国富当兵时的排长张文军回忆，凌国富在部队时就是一副热心肠。因为父亲是中医，凌国富也熟知一些中医常识。他隔三差五会摘些小叶榕树的树叶，研碎后泡成药酒，给战友们治疗跌打损伤。日常生活中，无论谁有个小伤小病，都喜欢向“凌大夫”寻医问药。据凌国富的一位李姓邻居说，凌国富的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如果街坊邻里谁扭伤摔伤，他都热心帮忙医治。